学者杨镰的新疆故事

日期:2020/8/17    来源: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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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原标题:学者杨镰的新疆故事

  

 作者:计亚男(光明日报高级编辑)

  学人小传

  杨镰(1947—2016)辽宁辽阳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曾任山西大学特聘教授(黄河学者)、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院兼职教授。著名西域文化专家、探险家,元代文学研究专家,多年从事新疆人文地理研究,常年在新疆各地考察和研究,对丝绸之路上曾经辉煌又被流沙掩埋的楼兰古国、小河遗址等做过艰辛考察,重新发现并揭开了许多鲜为人知之谜,为认识西部的历史与现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出版学术专著《贯云石评传》《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》《元诗史》《元代文学编年史》等,发表论文《坎曼尔诗笺辨伪》《元佚诗研究》《元诗文献辨伪》等,主编了《全元诗》《全元词》《中国历代僧诗集》等重大课题研究项目,出版元代文学文献校勘整理《草堂雅集》《张可久集校注》等多种。承担“新疆绿洲文明”国情调研,著有《杨镰西域探险考察文集》《守望天山:杨增新与现代新疆》《最后的罗布人》《黑戈壁》《发现西部》《新疆探险史图说》《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》等,以及专题文章近百篇。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千古之谜》《青春只有一次》《天山虹》等,主编“西域探险考察大系”“探险与发现”“中国西部探险”丛书。

学者杨镰的新疆故事

杨 镰 资料图片

  有人说,杨镰是新疆历史文化虔诚的追随者。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,他平均每年要往新疆跑两三次,一生多达八十余次去那里考察和探险,年复一年,乐此不疲、无怨无悔。新疆,成就了杨镰做一名复合型学者的梦想。

  奇 缘

  1968年3月的一天,远在新疆哈密的伊吾军马场,想要在北京海淀和丰台两区招收108名初高中毕业生,到天山脚下当牧马人,接受再教育。杨镰的几个朋友闻讯,自作主张,替他也一同报了名。正是这样一次冲动的选择,决定了杨镰的一生。

  从此,杨镰与新疆结缘。那时,他才21岁。

  3月18日,杨镰一众坐上西行的列车,离开京城。伊吾军马场的场部所在地,叫松树塘,位于天山南北两道大山之间。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,抬眼望去,常青松柏遍布山野,高耸雪峰近在咫尺。

  在松树塘的四年,杨镰做过农工,放过马,当过保管员,管过食堂。1972年,全国高校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,招生考试的作文题目是“身边的英雄”,杨镰得了哈密考区的最高分,被新疆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录取。1975年毕业后,他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郊六道湾煤矿,做共青团、知青办等工作,直到1981年才回京。

  这13年的新疆生活经历,成为杨镰受益终生的宝藏。

  然而,人生难料,世事无常。2016年3月31日傍晚,从新疆吉木萨尔前往伊吾考察途中,杨镰遭遇车祸不幸遇难,享年69岁。

  如果说,1968年3月去伊吾牧马,是杨镰与新疆结缘的起点,谁又能想到整整48年后的2016年3月,他回归伊吾考察,竟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。“生命刚好走过一个完美的过程,最终又回到了起点。”杨镰的夫人张颐青百感交集。

  初 探

  1982年,杨镰的中篇小说《走向地平线》在《当代》第6期上发表,并获得该刊年度优秀奖,奖金800元。

  那天,参加完颁奖回到家中,杨镰便与张颐青商量这钱怎么用。思来想去,他们决定:用这800元,作为杨镰第一次环游塔里木考察的经费。

  杨镰兴奋得一夜没合眼。

  1984年7月11日,杨镰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,乘坐新疆铁路局宣传部提供的便车前往塔里木,开始了他梦寐已久的探险考察之旅。

  50天的探险考察,充满了艰辛与新奇。杨镰乘便车、班车,骑马、骑骆驼、骑自行车,甚至步行,才走完全程。他在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渡过塔里木河的格资库姆渡口荡舟,在黑水大营遗址寻访古迹,在民丰县城结识重塑人生的文学青年,在河床深陷的安迪尔河攀附浮木走过河滩,在古老的村落江格萨伊、瓦石峡、塔堤让与民族青年结伴同行,在博斯腾湖乘科考船前往大河口,在南疆铁路即将通车时与铁路修建者、策划者同处途中的一个小站……

  到达若羌县米兰镇,杨镰的考察已近终点。在这里,他结识了几位年过百岁的罗布族老人——库万·库都鲁克、塔伊尔和热合曼·阿布拉等,他们身上那种浓郁的历史文化特质,深深吸引了杨镰。于是,杨镰后来一次次重返米兰镇,在罗布人聚居的村落做客,成为他们的挚友。

学者杨镰的新疆故事

第135号营地是斯文·赫定1934年最后一次在西域探险的终点,2012年10月,杨镰为其立碑纪念。董炳月摄

  从此,在杨镰心中,新疆不再只是一部打开的书、一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。他已不满足于仅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和信息,而是渴望像陈寅恪先生那样,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,亲身探究和见证新疆的历史奥秘。他渴望像斯文·赫定那样,走进沙漠之中,自己去实践,自己要创作。

  杨镰在《在书山与瀚海之间》中自述:“研究就是‘发现’,而‘发现’是以文献(古今中外)与抵达实地的现场感为共同支撑。”他还经常说:“在北京做文本研究感到思维枯竭、身心疲惫的时候,就想往新疆跑一趟,一到那儿,灵感就会冒了出来!”

  亲人与朋友都知道,杨镰总会在家里存一笔现金,以备随时动身去新疆。

  履 约

  塔里木探险考察之后,杨镰有了更多打算,他称之为自己“与新疆的60个约定”。

  杨镰设计了必须亲临考察的60个地点,包括民丰尼雅遗址、和田千年绿洲约特干、玛札塔格、沙雅阿克塔利亚、莎车黑水大营、尉犁大西海子水库、民丰县城、通古孜巴斯特、博斯腾湖、楼兰古城、沙漠腹地的喀喇墩和阿提米西布拉克等。

  从踏上塔里木之始,到最后走遍这60个点,30多年的探险、考察和研究,最吸引杨镰的不只是自然风光,更多的还是那里的人文景观。

  杨镰一直把“西部人”置于研究考察的首要地位。“人的焦虑可以焦灼生烟,人的期盼能够再造情感。我对中国西部的关切,实际上是对西部人的关切……把人的历史命运调制到观察的最佳视角和准确焦距,把那大漠呀,绿洲呀,考古呀,地理呀……统统还原为人类社会发展背景的出发点。”

  利用考察的空隙,杨镰总要在驻地附近的街头、学校、菜市场和旧货市场转转,去看看那里的孩子与老人,对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状态、精神面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。

  2006年8月,杨镰组织学者专家考察新疆库鲁克塔格山中的一个绿色村落——乌塘。那是个维吾尔族聚居的村庄,方圆150公里内都没有人烟,生存需求的水源仅靠一条小河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回忆:“就在这样一个孤独的小村子里,当地仍然办起了简陋的小学,有一名维吾尔族教师,本来几次可以调离,但他却出于对孩子的热爱而坚持教学。最令人感动的是,学校虽然没有音响,但还是坚持举行升国旗仪式,就用一个放在地上的卡带式录音机放国歌。”

  面对此情此景,董炳月亲眼看到杨镰流下了眼泪。临走时,考察队给学校捐了一笔钱。

  杨镰还深深地思考着新疆的生存环境问题,把新疆生态的历史变化与现实状况联系起来——

  塔里木最后的淡水湖博斯腾湖出现微咸水质,步罗布泊后尘成为盐湖,会不会面临新的困境;和田绿洲一个村落,每天早晨人们都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积沙,才能进出家门;移动沙丘距离民丰县城只有几公里;昆仑山的牧民生活亟待改善……

  杨镰非常关切罗布人。他想搞明白,在这跌宕起伏的百年间,苦守故址废园的罗布人是怎样度过的?

  罗布百岁老人——热合曼·阿布拉的一生联结三个世纪,如同一部罗布人的活字典。在与杨镰结识后的20多年里,他带领杨镰探访了阿不旦、老阿不旦、奥特开提干乌依等一系列遗址,重温罗布人在阿不旦度过的日子。杨镰也由此抵达了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和内心世界。

  一个世纪以来,阿不旦村的第一位来访者就是杨镰。热合曼逐一为杨镰指点和介绍他父辈生活过的地方:每一个破败的茅棚,每一条小路旁,每一个沙包之下,就是一个罗布人的家园。

  在几次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,杨镰发现在沙海之中至少还有六处村落,农田、井渠的遗迹,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展现在眼前。在一处房舍,他惊喜地见到先民挂在木门上的古铜锁。

  这些实地考察,消弭了杨镰与新疆的距离感。他说:“只要关系到人与环境,就不存在盲点。”

  从荒沙掩埋之下,中外探险家寻找人类失落的文明,探及人类文明之所以失落的原因。杨镰认为:“终极原因是沙埋古城、沙埋文明,是在荒凉已久、人气散尽的沙包荒滩,发现了‘上一个文明梯次’的遗迹。在绿洲区域,保护水源,就是保护人类文明。在绿洲区域,人类最大的敌人正是人类自己。”

  1901年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发现楼兰古城,被视为新疆探险发现的起点,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。“如今,一个世纪多过去了,在从事新的探险发现的同时,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思考,以期提升探险考察的实践与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。”杨镰有自己的深思熟虑。

  元 诗

  除了圈里人,很多人并不清楚杨镰的主业是研究元代文学和文献。其实早在1985年之前,他就立志要编纂《全元诗》。

  这个大胆的想法,源于前辈学者孙楷第先生。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专家、戏曲理论家、版本目录学家,对小说、戏曲版本目录非常熟悉。孙先生曾想编撰《全元诗》,但是限于当时条件,直至去世也未能完成这项工作。

  孙先生住在北京建国门外永安里,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不远,步行过去也就十来分钟。于是,杨镰时不时就去拜见孙先生,请教元代诗词以及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
  当时,古代文学界研究元诗的人很少,元代文学体裁中,元诗历来被人忽视,尚无总集,研究难度相当大。

  然而,杨镰却对元诗情有独钟。基于对元代文学发展情况的了解和熟稔,他认定这是一项重大空白。

  在元诗里,大有可为。

  在孙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,杨镰从研究元代诗人贯云石开始,逐渐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广阔的天地。

  从此,杨镰成为各类图书馆的常客,经常是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善本室里。清末著名藏书家丁丙的“八千卷楼”藏书,全部收藏于南京图书馆,这是元人文集的渊薮。于是,杨镰经常去南京查阅,每年要往返几次。

  张颐青介绍:“在编辑《全元诗》过程中,杨镰翻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,不放过任何可能保留元人诗作的书籍,如一些边边角角的农书、医书、画册题跋、碑帖……甚至连一些流传到国外的孤本,他都搜猎到了,真正做到了皓首穷经,勤勤恳恳,不辞辛劳。”

  凡是去过杨镰家的人都知道,在2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客厅里,依墙的一长排书柜顶上,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抽屉一抽屉的数万张卡片。这些卡片是几十年来杨镰和张颐青为编撰《全元诗》所做的辛勤记录,字迹端端正正。这首诗在哪个图书馆里,那首诗在哪本书上,他俩清清楚楚,了如指掌。

  “那个时候,一旦发现了一首元诗,杨镰就让录下来。《四库全书》有了电子本,可以直接下载,但是很多边边沿沿的文献,没有电子本,全靠亲手录入,就这样一点点积累,发现一个人,就录一个人;发现一首,就录一首;发现一本,就录一个本。然后,在此基础上将所有发现的文献,跟这些卡片做一一校对。”张颐青说。

学者杨镰的新疆故事

资料图片

  《全元诗》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,既是中国社科院A类重点项目,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断代大型总集、重点图书。从1985年到2013年6月,杨镰担任主编,《全元诗》历时28年终于成书问世。全书多达2200万字,分为68册。这套总集共有17个人参与,杨镰夫妇所做的工作量占其中六成左右。

  《全元诗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,所涉及的民族诗人非常之多。然而,清人记录元人的名字常常会发生变化,不是把他们名字给修改了,就是按照满人习惯给他们重起一个拗口的名字。如元代后期著名诗人迺贤,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,姓葛逻禄,又称作合鲁,汉姓马,字易之,清人改译为纳新、纳延。杨镰对这些变化都要一一加以甄别,分辨作者是同一人,还是不同人。

  28年里,杨镰尽一切可能收集元诗文献,并且对足以装满一个图书室的元诗文献进行梳理。作为第一读者,他将68册的《全元诗》读过两遍,第一遍是编辑文稿时陆陆续续读过;第二遍则是在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间,他作了全书的校对。

  “作为断代总集,《全唐诗》收录作品不足5万首,《全宋诗》收录约27万首,经过阅读这套《全元诗》,人们可以发现,元人真是不可小觑。虽然,元朝立国不足百年,统治政权存续的时间较短,却居然产生了约5200位诗人,流传至今者尚有13.7万首诗篇。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说,“如此宏大的总集编选,杨镰背后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。可以说,若没有杨镰,就没有现在的《全元诗》,是他以几十年的学术功力和积累所做的铺垫,才最终成就《全元诗》。”

  元诗的意境和美妙,可与唐诗相媲美,从元代诗人、名臣杨梓的名篇《过湖登楼》中可窥见一斑——

  楼前秋水健帆开

  楼外凉风舞袖回

  万里舟航通鸟道

  四时风雨护龙堆

  江山如此不一醉

  岁月几何能再来

  欲问老髯求铁笛

  夜深吹上紫兴台

  今天,当我们欣赏元诗之时,可以感受到,编纂者为这些文化珍宝所付出的巨大心血。

  求 真

  20世纪70年代,新疆吐鲁番出土了一件著名文物,叫作“坎曼尔诗笺”。

  坎曼尔,生卒年大约在公元770年至830年,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的回鹘诗人,与元稹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愈、白居易等同时代,他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,著有《坎曼尔诗笺》。

  1971年,北京故宫举办过一次出土文物展览,其间,首次向世人展示了两件出自新疆的珍贵汉文文书,一件是唐白居易《麦太翁》诗抄本,署“坎曼尔元和十五年(820)抄”;另一件是写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诗,著“纥坎曼尔”。两件唐代回纥人的文书,受到当时权威专家的充分认可,以此推断在隋唐时期,中原文化已传播至新疆。

  自此,“坎曼尔诗笺”以其罕见的文物价值,轰动一时,广为人知。当时,凡是涉及新疆历史文化的问题,都可以举其为证,一度成为研究热点。

  其实,“坎曼尔诗笺”自正式刊布起就有争议,其症结是真伪问题,并使一系列早有定论的问题,变得疑窦丛生。

  于是,学术界对“坎曼尔诗笺”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,除主流看法外,还有一种看法,认定这两件文书是假货,是作伪的东西。

  杨镰持后一种观点。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,从1987年年底,杨镰开始着手调查“坎曼尔诗笺”的发现过程、报道经过、文字内容和历史背景,做了全方位的“探测”,又四次远赴乌鲁木齐,进行具体的调查。

  杨镰穷数年之功,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,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,写出了文献研究论文《坎曼尔诗笺辨伪》,发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《文学评论》1991年第3期之上,立即引起学界轩然大波。

  有人责问杨镰:“‘坎曼尔诗笺’只要对我们有好处,你管它真假干吗?真与假,全看它符不符合政策。”

  接着,不到一年的时间,《西域研究》1992年第2期刊发《有关坎曼尔诗笺辨伪的若干史实》一文,主要内容是批驳杨镰的观点。

  按照学界的常规,一般是反驳呼应的文章,要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。于是,杨镰鼓着劲儿,又写了一篇两万字的反驳长文,题为《坎曼尔诗笺辨伪与西域史地研究》,给《西域研究》投了稿。可是,文章寄出去后,石沉大海,没有了动静。

  当时,杨镰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主任等人,正在筹划“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”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考察活动,杨镰就把文章没发出的苦闷,跟马大正述说了一番。

  马大正问明事情缘由后说:“你把文章给我看看吧。”

  马大正读后,为杨镰秉乾嘉学派传统严谨考据之功所折服,一层层抽丝剥茧似的论证,是真正下了大功夫之作。他成为杨镰“必伪”之说的信服者。于是,将此文推荐给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学刊,在1994年第2期全文刊发。

  从事后学界的反响来看,杨镰的“坎曼尔诗笺”必伪之说,成为学界共识。新疆主流方面的观点也认为,确有其道理。那两件“坎曼尔诗笺”文书,也从展馆撤了下来。

  虽然,“坎曼尔诗笺”事件已过去20多年。回忆往事,杨镰生前仍为自己经历了这些而感到庆幸。“‘坎曼尔诗笺’本身就没有一丝可信之处。实际我确实没有什么可畏惧的,《坎曼尔诗笺辨伪》本质就是一件文书辨伪,真与伪,是迈不过去的天堑。《坎曼尔诗笺》的出现、轰动,都有其特定的背景,与历史上其他伪品相比,它的幸运与不幸,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幸运与不幸。我们所做的,只是一件具体文书的辨伪工作,它之所以是必要的,还在于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。”

  创 作

  由于家学熏陶,再加上新疆的生活经历,年轻时的杨镰就爱好文学创作。

  杨镰的父亲杨晦先生,是20年代中期北京重要文艺社团沉钟社的成员,1899年出生于辽宁辽阳一户世代农家,1983年离世。杨晦先生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身份,直接参加了“五四”运动,是最先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。

  1952年至1966年间,杨晦先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,家住在北大校园东门外的燕东园,邻居大多是中国教育界、学术界的领军人物,孙楷第、宿白、冯至等诸先生都住在北大,他们都是看着杨镰长大的。

  除了学术研究的成果之外,杨镰还创造了多部有关新疆人文地理方面的纪实文学,以及以新疆历史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

  在伊吾军马场期间,20多岁的杨镰就写下长篇小说《战马长鸣》,其中篇小说处女作《荒漠幽灵》,发表在1980年文学期刊《边塞》第2期之上。

  《千古之谜》则是杨镰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43万字,1983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那一年,他36岁。

  《千古之谜》以新疆的探险大环境为背景,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现状。它讲述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,有一座被考古学家称为“幽灵城”的古文化遗址,多年来时隐时现,寻找并揭开它的秘密,成为近代世界考古学界的一大难题。我国考古工作者出于历史责任感,冲破重重阻挠,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,终于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找到了这座古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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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值得一提的是,杨镰撰写的探险纪实作品《最后的罗布人》,发表于《当代》1998年第3期上,并获“《当代》最佳报告文学奖”。罗布人几乎人人都知道《最后的罗布人》与杨镰。热合曼的遗孀一再提到这部书,她说,在热合曼晚年,《最后的罗布人》与他形影不离。

  “写小说只是杨镰的副业,我们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看专著和学术论文,小说不计在内,在评定职称时,最多也只是作为参照而已。”郑永晓说,“杨镰既有文学才情,也有创作热情,又有这么多年新疆生活的积累和历练,所以他既写小说,又做西域历史文化的研究,他的主业元代文学和文献研究还有这么多的成果,真的很了不起!”

  “写作过程,成了我为自己定位的过程。”杨镰说。

  走遍天山南北,近50年的不懈追寻、求索,留下了跋涉者杨镰的匆匆足迹,也留下了他的汗水与泪水。

  杨镰曾说:“我急切希望能行走在天山南北的古道,呼吸千年绿洲的空气,感悟深山老林的生机……无论做研究还是搞创作,完全是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

  “他一面用严谨、缜密与开拓的治学方法,做着烦琐、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;一面又用浪漫与写实的方法,创作着文学作品,同时更是用无限激情与执着的精神,做着探险考察的事业,几方面结合得严丝合缝,融为一体。”张颐青说。

  “我用六个字来归纳他的人品和学品:执着,认真,坦诚。应该说,他是干一行像一行,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、很干事儿的人。”马大正深有感触地说:“一生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,又被社会认可,是最幸福的事情!”

  这,也正是杨镰对自己生活的认定。

(责编:WEBADMI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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